我特别想说，在当前中国经济仍处于三期叠加阶段，一些企业面临一些困难，这恰是企业家大有作为的阶段，有勇气、有眼光、敢作为的企业家应先走一步，不负众望。
从建立上海自贸区开始，我国在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做了大量探索，有很多成功经验在全国推广，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大幅度提升。同时，还要看到需求侧的优势，就是大市场的优势。
隆国强认为，第一，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，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。如果我们不能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，就很难营造一个互利共赢的国际环境。中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获益较多的发展中经济体。隆国强说，中国是一个新兴大国，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全球治理、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充满了期待。这既充分肯定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对外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，也告诉我们，其实还有很多经济体，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从中获益并不多。
不开放死路一条，这强调了开放的必要性。这是未来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，也是重大机遇。再者，商人这样做也是有经济理性的，赚钱不容易，通过和权力的关系而得到政策寻租的机会，是最容易赚钱的方式。
产权的明确化和保护已经讨论了数十年，但仍然处于两个极端。尽管如此，政府和企业如何通力合作走向国际，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。如果企业不能承担很大一部分社会责任，政府失败便是可预期的。对左派来说，是国有产权。
这些年，中国人蜂拥至日本购买普通的马桶盖、电饭煲等，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。社会环境制约企业发展 诚如前面所说，企业家所具有的这些行为特征，大多是企业家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产物。
经济发展了，但社会也被破坏了。第五，在国际社会上，离机会太近，离规则太远。在计划经济下，国家替代了企业家的角色，尽管在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国家能够集中最大的资源来搞经济建设，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，但因为缺失企业家群体，最终没有实现可持续发展，在和西方的竞争过程中败下阵来。今天，很多企业深刻担忧中美技术冷战的来临，因为一旦发生技术冷战，技术进口就会变得困难，企业就必然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。
（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）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中国企业家 。大多数人见钱眼开，唯利是图，但对科学技术不那么感兴趣。从反面来说，即使国家通过政治力量强行崛起，但如果没有一个企业家群体的支撑，国家的崛起就会变得不可持续。商人自古就有，但企业家更多的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。
中国企业家或者商人是最懂得官员需要什么的一个群体。离政治过近的危险性也是不言而喻的，因为政治变化无常，今天的朋友便是明天的敌人。
所谓的营商环境也就是一系列制度机制的存在，包括法治、政商关系、明确的产权、财产保护等等。世界上很多文明都好商，但商本身不足以构成国家崛起的动力。
尽管表面上看中国有士农工商的传统，商人处于社会等级的最底端，但在实际层面，商人和权力的关系一直很密切，红顶商人层出不穷。问题在于，如果走出国门之后依然是机会主义者，要通过什么途径来化解风险呢？国内的权力关系很难延伸到国外。实际上，企业家的最大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企业做好，而要做好企业便要接近自己的上帝，即消费者。近代以来，无论是早些时候西方的崛起，还是后来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，都说明了这个现象。在任何一个社会，企业家是国家经济的主体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崛起也是以经济崛起为核心的，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群体的作用自然怎么评估都不为过。
第四，离政治太近，离社会太远。商人和企业家既有关联，更有本质性的不同。
企业家具有丰富的经验，尤其在经济事务方面，他们的实践知识对国家的发展至为关键，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到国家政治过程之中，把这部分知识贡献给国家。经验地说，官商永远是一体的，但官民一体或者商民一体充其量也一直只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。
总体来说，中国仍然为商人群体居多，而少企业家。就是说，如果要改变企业家的行为，就必须改变他们所生存的社会环境。
官商一体主要是因为两者有共同的利益。经验地说，无论是国有资产的产权还是民营资产的产权，都需要明确化，都需要得到保护。理论上说，在商业社会，消费者（即老百姓）是上帝，但实际上，消费者是最弱的一方，是最容易被欺骗的一方。不过，很可惜，中国的企业家离社会实在太远。
这需要中国企业的智慧。在航海时代之前，世界各地已经形成了地方市场规则。
当然，企业家参与政治则是另外一回事情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，保护社会的努力实在太少。
企业家需要关心政治，不关心政治的企业家不会太成功。但是如果企业家的政治参与过程演变成为政策寻租过程，就会离政治过近。
西方学者说中国是公司型政府（corporate state），描述的便是这种情形。企业家和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当代中国不仅没有改变，反而变本加厉。如果上述这些构成了企业的营商环境，还必须塑造企业趋善的制度环境，例如确立可行的税收制度，鼓励企业群体承担和行使社会责任等。官员有潜规则（金钱等）或者政绩工程的需求，企业家和商人有政策寻租的需求，两者之间经常互相帮忙，或者互为工具，通过合作达到各自的目标。
之前，这个概念只是为了应付西方（尤其是美国）的压力，现在人们终于认识到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为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，而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西方的压力。对中国的企业来说，走向国际市场实在不容易。
西方的企业家改变了世界，但离开了科学技术则无从谈起。当然，也有一些企业家走出去之后的确能够和当地政府权力、官员和政府建立各种关联。
这就要求企业作更多的努力，尽量根据市场的规则来行事，以减少风险。在国际市场上，中国企业首先要遵守现行市场规则，哪怕是不合理的规则。